父亲离开我们快两年了，子女们每当缅怀时，总要提起那挂在床头的马头钟。
　　那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的中午，父亲急匆匆找到我，“伢，街上有一处理的座钟，还是马头的，才十五快钱，你快去看看。”
　　我是我家几代第一个“喝墨水”的　，无论什么事，好象有我参与他就放心了。
　　“处理的——可能有问题吧。”
　　没等我说完，父亲抢过话题，“是清仓的，没用过。”
　　我们来到处理现场，各种处理品占了半条街道，全是日用百货。负责的是一老经销员，“这钟没用过，是我五年前亲自提的货。“蝴蝶”牌，质量好，没处理的要六十多。你看，这里外都是崭新的。这是最后一座。”老人相信老人话，父亲点点头，又看看我。
　　我用手拭了拭，外面只有一层灰尘，那油漆还放亮，齿轮上还有润滑油。我知道，“蝴蝶牌”座钟是华中名牌，年轻人结婚总以能置办“蝴蝶牌”座钟为嫁妆而自豪。
　　我做主买了。
　　父亲抱回家，我按说明书把钟摆取下装好，轻轻一推，座钟“滴答、滴答”地唱起了欢歌。父亲笑了，眉头的皱纹也舒展开了，轻轻舒了一口气，“好啦，钱没白费。”
　　我家不富裕，底子薄，为了一家七口的生活，父亲吃尽了苦头。
　　父亲打正装的时候，正是一切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年代，只有集体经济才是社会主义道路，个体那是专政的对象。父亲为了缓解家大口阔带来的手头拮据，七十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下半年几乎每天半夜都偷偷扛着蒸笼，提着刨子，帮人家加工红薯粉丝，五毛钱一桌，以贴家用。制作时，人靠近滚烫的炉灶，打赤膊上阵，做完又顶风冒雪摸黑回家，回家时衣服里外都是冰，就这样经年累月落下了病根，老来十几年都是在气喘中度过，整年药罐不离身。
　　“把它挂在床头，以免碰，动了就不准。”座钟当挂钟用，父亲毋庸质疑的语气倒象是行家。
　　父亲八岁学理发，走遍了十里八乡。理发的手艺小有名气，不仅理得快而且还因人而异蓄发型，曾任公社手工业协会主任。就是在外工作的老乡都要把头留着，找我父亲理，不是老乡也慕名而来，高兴而归。不管什么天气，也不管男女老少，随到随理，随叫随理，从不收费（那时候，收费是资本主义啊！）。
　　父亲一米七的个子，挺瘦，一生留着平头，不管何质地的衣服一上他的身就挺刮的，显得很整洁。浓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，充满着幽默；一脸的微笑，显得非常和善。别人理不了的小孩一到他手里就乖乖的，有的还冲着父亲笑。乡里乡亲都说父亲是发祖，父亲总是微笑着摇摇头。
　　“伯（小孩贵，称父为伯，乡下习惯）！上面丢了一个头头，这不好看，去配一个吧。”我在装外面饰件时发现丢了一个圆头。
　　“算了，本来就是减价的，”父亲停了一会接着说，“世上那有十全十美的。”
　　是呀，一分钱一分货，父亲胸中自有一架称世界的天平。世上本就无绝对的完美，承认缺陷也是一种美；在外表和心灵之间选取后者才是最垂久的。
　　钟挂好了。中上方金黄的奔马高昂雄起；两边本来各有一个哥特建筑似的廊柱衬托，现在一边少了一个圆头；下面是一长方形的门，门面装着透明的玻璃，玻璃下方是喜鹊闹双僖图案；门两边贴着一对长的金黄色花瓶样的饰铂，就象西式钟鼓楼。白色的钟摆有节摆动，父亲甜蜜的笑容与美观古朴的座钟在“滴答”的声音中交互出现，全家都沉浸在融融的祥和的气氛中。
　　“老了还要这东西！”母亲唠叨打破了宁静。
　　“唉！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想买一个吗！那时买不起，现在补上！”父亲看着妈妈，两人的脸上同时漾出少有的红晕。“再说免得你半夜起来总说天亮了！”父亲说着把一块鲜红的布披在了马头上，母亲这个时候才没有再作声。
　　2003年的腊月初，我接到父亲的电话：“伢，那钟停了！快回来看看！”话音急促，我听有些异样。
　　我赶紧回家，从拆开座钟的齿轮缝里取出一只硬壳虫，钟又恢复了走动。
　　“虫也能硬于铁！”父亲自言自语，手托着虫，踱出屋，步子显得沉重，把虫扔进青草丛。在父亲看来，哪里来就该到哪里去。
　　我一怔，一种不详的预兆涌上心头，只是不敢说，不愿相信。
　　元宵节前一天，父亲在病卧十天后竟然撒手而去……　
　　父亲在的时候，那钟总是有他亲自照看，定时上发条，几乎天天檫拭，现在母亲接过照看权，时不时地看到母亲边檫拭边流泪。
　　……　
　　墙上的马头钟在周而复始地“滴答”，只是指示的时间不象父亲在世时那样准。黑漆还是那样铮铮发亮，奔马还是那样精神，马头上的红布一尘不染。我每次回家总要多看几眼，上上发条，可每一次总是满的。
　　我——看着，摸着，听着，仿佛父亲还在和我们一起看那挂在床头的马头钟！
　　——仿佛父亲就在我们身边！